古代典籍会是下一个医学突破的来源吗？
伏尼契手稿 Wikimedia Commons
获得最新诺贝尔医学奖的发现对于古代中国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启示，药物化学家屠呦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证实了复方青蒿素能够治疗疟疾。但该化合物来自的植物青蒿(Artemisia Annua L.)，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就用于治疗可能是疟疾引起的发烧。
屠在阅读这个时代的中国传统医书中开列的中草药配方时发现了青蒿素的性质。由于要梳理和测试数以百计的植物样本，以及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所处于的水深火热，通向该发现及其传播的路途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坚持得到了回报，青蒿素现在是一种关键的抗疟疾药物。
虽然这个故事在现代医学上也许是不寻常的，但青蒿素远远不是现在使用的唯一最初来源于植物的化合物。例如另一种疟疾药物奎宁来自南美洲的雨林树种金鸡纳(Cinchona Officinalis L.)的树皮。止痛药吗啡来自于罂粟(Papaver Somniferum L.)。而毒药马钱子碱来自马钱子树(Strychnos Nux-Vomica L.)。在化学家们分离出它们最活跃的成分前，这些植物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
因此，像屠如此成功一般，我们能指望通过研究古代医书来找到新治疗方法吗？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不能用不折不扣的、彻底的“是”来回答。古代药理学典籍，不管是用中文、阿拉伯语、还是希腊语(或其他古代语言)写的，因为几个原因，都是容易坑爹的。
这些药理典籍通常呈现为一系列的药方，却没有多少它们是否被使用过的信息。想象你最喜欢的菜谱：你很可能没有做过里面的所有配方，而如果你不标注它们，那么就没有人会知道你用过哪些以及你有多喜欢(或不喜欢)它们。我们在古代典籍里很少见到注解。
经常很难精确知道古代验方里列出的是哪种植物。如今，国际林奈植物命名法在全球范围内用来命名植物，每个名字给出属名和种名，以及作者的名字。例如，在“Artemisia Annua L.(青蒿)”中，“Artemisia”指属，“Annua”指的是物种，而“L”指的就是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
古籍中的一页 World Imaging/Wikimedia Commons
但在林奈系统被广泛接受前，植物命名法极端不稳定，各种地方名称都可以用来指同一种植物。这意味着不是总有可能确实知道古代典籍里引用的是哪些植物。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翻译古代药方，我们怎么能评估它们的功效？
对疾病的定义是受文化约束的。这意味着每种文化都会以不同方式来定义它的疾病。例如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发烧是一种疾病，而我们则认为它是一种疾病的一种症状。
在希腊和罗马典籍中，有许多“间歇性发烧”的描述，这是每隔几天出现的发烧。现在间歇性发烧是疟疾的症状，但它们也是其它疾病的症状。科学家们在搜索新的抗疟药物时，应该测试古希腊和古罗马所有的“间歇性发烧”疗法吗？
或许最重要的是，医学史学家认为每个医疗系统都应该作为整体被考虑。这意味着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只是关注古代医学里按照现代标准是成功的方面，而抛弃其余不感兴趣的部分是有问题的。
虽然有很多古代药物按照现代标准是有效的，但很多不是，或坦率地说是危险的。比如，我们很少会认为过量服用藜芦以清除自己的疾病是明智的，而希腊人经常这样做。
考虑到所有这些条件，我仍然认为在古代医学文献中有很大潜力发现新药物。这将需要药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药理学家(研究不同民族使用的传统医学)的合作。
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他们是在说着不同的语言，这种合作将被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是屠呦呦的极好例子应该提醒我们回报可以很高，尤其是当它们能通向对抗如此广泛的疾病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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