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兵之镔铁和百炼钢
一，世界三大名刃还是四大名刃？ 想要真正了解一种刀，必须先了解它的制造工艺。从制造角度出发，刀剑制造及收藏界一直以来都有世界三大名刃之说，有关这三大名刃的论述也很多，因为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日本刀，故在此只简略地做个大致介绍，以便让大家对全局有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对一些我认为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做一些说明。目前所谓的世界三大名刃，指的是大马士革花纹钢刀剑系、日本刀系和马来克力士刀剑系。这三种制刀剑体系，基本代表了古代在刀剑制造上的几种主要制造工艺，应该说其划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有相当多的人将大马士革钢等同于印度乌兹钢。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两者虽然同是花纹钢产品，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故即使乌兹钢冶炼在十七世纪前后已经灭绝，但从收藏角度看，我以为大马士革体系中必须要分出一支来，即用印度乌兹钢所制造的乌兹刀剑。所以严格地说，应该是印度乌兹刀剑、大马士革花纹钢刀剑、日本刀和马来克力士刀剑这世界四大名刃才对，而不是三大名刃。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中国古兵器为什么不在其中？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因为中国自秦汉隋唐以后的古兵器，没有足够的文化内涵也没有足够的技艺传承，更没有完整的自身文化及工艺体系，确实没资格跻身于世界名刃的行列。 镔铁——梁山好汉武松的“雪花镔铁刀” 在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里，“镔铁”之名曾频频出现。如行者武松最后使用的兵器，乃是两口“雪花镔铁戒刀”。小说里讲这两口刀乃是“镔铁打的，非一日之功”，到了半夜里便会自行啸响，端的是通灵宝刀。另有那花和尚鲁智深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禅杖，小李广花荣和扑天雕李应的点钢枪，也俱是用镔铁打造。除兵器之外，小说里一些要紧人物身上更有些青霜镔铁盔、连环镔铁铠之类的器具。由此可见，这用来打造宝刀、禅杖的镔铁，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乃是一样制取神兵利器和盔甲的好物事。那么这个“镔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钢材呢？想搞清楚这事，我们还得从印度说起。在印度的乌兹地区，自古就出产一种以其产地而命名的“乌兹钢”，这是当时制造刀剑的顶级用钢之一。用这种钢材铸造的刀剑，通过特殊处理后，表面会显现一种自然形成的特殊花纹，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穆罕默德天梯”纹等，那是一种相当细密、类似阶梯状的花纹。乌兹钢在分类上，属于花纹钢中的铸造型花纹钢，它是坩埚冶炼的结果。坩埚冶炼，是指将铁矿和木炭等燃料一起放在坩埚中，然后加温使矿石还原为铁，最后得到相对纯净的钢铁制品的一种冶炼方式。这种冶炼方式，其实在我国早已有之，最少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而且各方面技术的发展都已十分成熟。1979年，在我国洛阳出土了十一只汉代冶炼坩埚，其中一只坩埚中尚附着一块钢料，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古代坩埚炼钢的器具和制成品实物，可谓弥足珍贵。正是从这些坩埚和那块成品坩埚钢中，学者们获取了一些极其珍贵的资料及数据。根据学者们的检测得知，这十一只坩埚成分中的三氧化铝和含碳量都很高，显然是有意为之。这种坩埚的耐火度和热稳定性都相当好，经过检测，其耐火度为1580 -1610℃，由于铁矿石的纯度较低，因此其完全熔化温度要低于纯铁，据对坩埚内附着钢样品检测和测算，当时矿石的熔点约低于1470℃，即使是纯铁，其融化温度也只有1535℃，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坩埚都完全符合钢铁冶炼要求（1）。这说明我国古代工匠对一些稀有金属的认识及提炼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耐高温冶炼用的坩埚制造技术，并且对各种不同金属及纯度不一的金属熔点有着深刻地了解。与印度乌兹钢有所不同的是，从耐火度看，我国这种坩埚可以冶炼出全液态的坩埚钢，而印度乌兹钢实则是一种半融化状态的钢，即胶状的坩埚冶炼钢。刨去原材料特殊这一点，单纯就技术上看，印度坩埚炼法的难度显然低于我国全液态坩埚钢。另外，同样的全液态坩埚钢，在欧洲的出现则是在很久之后的公元1740年。我不得不感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他们那时掌握的冶炼及耐火技术，哪怕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高超的，而且此后一直到汉唐时期，在冶炼和锻造技术上，全世界都无人可以望中国之项背。但是，这种坩埚冶炼法由于产量不高技术又相对比较复杂，无法跟上中国古代大规模用钢的需求，尤其当灌钢法出现后，更是无用武之地，因此在汉代以后被逐渐淘汰，早已消失不传，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又从印度及中东地区有所传入。据王子今先生在《“镔铁”和张骞西行的动机》一文中的论证，印度坩埚冶炼法最早可能传入的时间，约在我国的北魏时期，途径则是自当时的波斯萨珊王朝进入我国，这种钢材的名字在当时波斯地区的发音为“班奈”，至我国遂将其音译为“镔铁”（此说似尚可商榷），而完整地引入该技术并产业化生产则应该以《元史·选举志》中记载的“镔铁局，秩从八品大使一员，掌镔铁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这一举动为标志。话说回来，这种镔铁冶炼使用的显然已不是我国汉代的液态坩埚冶炼法了，而是源自印度的半液态坩埚冶炼法。另外，这个元代的“镔铁局”其实也不负责实际制造，只是当时政府管理“色人”，也就是西域铁匠的一个机构而已。因此从文献资料和出土实物两方面看，我们都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来表明中原地区曾有大规模制造镔铁的现象，无论是官造还是民造，都没有。这种兵器原材料的制造，当时应该主要掌握在西域人手中，也因此用镔铁制造的武器价值昂贵，多被视为神兵利器。不过就中国历代的军备状况而言，这种制造困难又价值不菲的材料，确实不适合用来大规模装备部队。中国的常备军不比欧洲诸公国和日本，其数量动辙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故而在中国，“镔铁”制品更多的是包含身份或等级标志意义在内的一种物料，或者也可说是一种观赏意义大于实用价值的奢侈品材料，这点从唐代一则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来。近年来逐渐广为人知的日本《大谷文书集成》里，有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时的一份刀具价格表，其内容为： 镔横刀壹口鍮石铰 上直钱贰阡伍佰文 次贰阡文 下壹阡捌佰文钢横刀壹口白铁铰 上直钱玖佰文 次捌佰文 下柒伯文 天宝年（公元742——756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在著名的“开元盛世”之后，当时的唐帝国还是比较强盛的，其铸造的“开元通宝”在此后使用时间极长，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通用货币。目前我们对唐代度量衡制度中的容量单位了解一直不明，因此这个价格比照只能以当时米价来计算。当时从军的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大约为七石二斗（1）。而开元、天宝时期年景正常时，关中的米价大约为10~15文一斗，也就是说，一名从军成男子一年所需要的口粮钱为720~1080文，这大约等于一把上等国产钢横刀的价格。而使用进口镔铁制造的上等横刀，其价格则高达两贯半，约等于一个成年男子两、三年的口粮钱。从以上计算可以知道，这镔铁显然是种贵重材料，其价格两、三倍于国产钢材，也因此成了小说家们笔下神兵利器的制造原料。 传说中的“百炼钢” 中国除了镔铁这一制兵原料外，还有一样频频出现在各种典籍和小说及民间传说里的材料，那就是“百炼钢”。在这里我想先强调和澄清一个极其常见的错误，那就是“冶炼”和“锻造”的区别。很多人虽然知道这两个词的含义和区别，但在使用中却还是会经常把这两词的含义搞混。我们知道，“冶炼”是指炼制矿石，也是将矿石还原为纯度比较高的单一材料的过程，譬如炼铁、炼钢。而“锻造”则是在获得了纯度比较高的材料以后，对其进行锻打的再次加工，最终将其打造成我们需要的器物，譬如将经过冶炼获得的比较纯净的钢铁材料锻造成刀具。如上文所说的镔铁，当然是一种冶炼产品了。而另一种在我国古代经常被说到的“百炼钢”，这名字中虽然有个“炼”字，但却是锻造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冶炼得到的产品。所谓的“百炼钢”刀，乃是指用冶炼得到的钢铁料，经过一定次数的折叠锻造制成的刀具，而不是用一种冶炼出来的叫“百炼钢”的材料制造出来的刀具，因此其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百炼”钢刀。冶炼和锻造，是目的和方式都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阶段，这是在研究古代冷兵器时必须要搞清楚的两个概念，也是相当重要的两个概念。关于“百炼”钢，三国时曹丕在《典论》中的“剑铭”一文里有如此说：“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錬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以为宝器九，剑三……刀三……匕首二……露陌刀一……”而《北堂书钞》中也有引曹操《内诫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吾闻百鍊利器，辟不祥，慑伏奸宄者也。”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则记载蜀主刘备曾命“蒲元造刀五万口，皆连环，及刃口列七十二煉，柄中通之，兼有二字。”陈琳的《武军赋》云：“铠则东胡厥巩，百鍊精钢。”傅玄《正都赋》则有“苗山之铤，铸以为剑，百辟文身，质美铭鉴”等等，不一而足。另外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都有大量制造“百炼”刀剑列装其部队的记载。就目前笔者所知的范围内，与“百炼”钢刀剑有关又有明确称呼的存世品，世界上共有六口。其中两口在我国，四口在日本。存于日本的四口刀剑中，一口为我国汉代环首刀，一口为朝鲜所造之刀。余下两口中的一口出土于熊本县船山古墓，其上有错银铭文和图案，称“八十湅”，据考可能为公元五世纪产品；还有一口为日本本土造的“稻佐山铁剑”，也称“辛亥铁剑”，其刃身表、里有铭文合计115字，铭文内容表明其为公元471年所造之物，并称此刀为“百練利刀”。后两口的其余信息不详。 图：日本埼玉县出土的“稻佐山铁剑”，也称“辛亥铁剑”。 另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振玉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中，曾提及我国尚有三口“三十湅”的错金书刀存世，均为东汉和帝永元（公元89——105年）年间之物，其中一件的铭文为：“ 永元十六年 广汉郡工官卅湅□□□□□□□□□史成长荆守丞熹主 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获知这三口刀的实物现存何处之信息，不知其尚在否，故只能暂录其名于此，不敢贸然将其归为存世品。我国的现存的两口刀剑中，其一为1978年江苏徐州出土的东汉钢剑，茎上有错金隶书铭文： 建初二年 蜀郡西工官王愔 造五十湅□□□孙剑□ 此刀茎另一面有阴刻铭文曰：“直千五百”。另外一口则是1974年在山东苍山出土的东汉钢刀，刀身上有错金隶书铭文： 永初六年五月丙午 造卅湅大刀 吉羊宜子孙 此两口都是东汉之物，建初二年和永初六年分别为公元77年和112年。在日本的三口刀中，其中的汉环首刀出土于奈良县，为汉中平年间（公元184——188年）所造，刀身的错金铭文为： 中平□□□五月丙午 造作支刀百煉清钢上应星宿 下辟□□ 另一口朝鲜刀，实际是供奉器，不是实用器物，其形状如竹枝，有七个分叉，故名为“七支刀”。此刀造于东晋废帝泰和四年（公元369 年），据记载，为中国赐朝鲜刀的复制品。当时的百济欲征服朝鲜半岛西南的马韩部，但百济主力正在西北与强敌高句丽争夺带方地区，因此对西南部无法动用重兵，所以联合日本一起出兵。经百济和日本的联合作战，朝鲜半岛西南部终于归百济所有。为了纪念此次战役，百济王世子遂造此“七支刀”赠于日本。刀上铭文有表、里两处，其铭文如下： 表铭：泰和四年五月十六日 丙午正阳 造百練銕七支刀 生辟百兵 宜供候王□□□作 里铭：先世以来 未有此刀 百滋（济）王世子 奇生圣音（普） 故为倭王旨造 传示后世 至此，目前所知与“百炼”有关的兵器，已基本罗列完毕。下面我们根据这些实物以及古文献，来探讨一下这个“百炼”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百炼”这个概念，学者们历来争议甚多，最大的分歧之处在于 “百炼”这个词到底是实指制造过程中某些方法或数量，还是仅仅为一种称呼复数的文学修辞手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上文中曹氏父子及傅玄都提到的“百辟”说起。“辟”字，据孙机先生于1990年《文物》杂志上发表的考据文所言，当是“襞”字假借，“襞”字之本义为折叠，如“襞积”等。至于“錬”字，原本当为“（氵柬攵）”字，东汉以后多写为“煉”“鍊”，王筠有曰：“煉、鍊同字”，后来则都写成了“炼”。而《说文》解“（氵柬攵）”字时又道：“（氵柬攵），辟（氵柬攵）铁也”。所谓“辟（氵柬攵）”，就是折叠以火锻之，“辟（氵柬攵）铁”即取铁折叠然后加热锻打之意。而“湅”字又为“（氵柬攵）”之简，是以煉、鍊、湅三字，实本为一义。因此如果单从“炼”字原本的字义上看，所谓的“百炼”，其义就是多次折叠锻造，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百”字到底是一种复数称呼的修辞手法，还是实指的数字了。而这一点，我们可从科研数据中去求证。我国考古研究人员曾分别对徐州和苍山的那两把汉代刀剑做了显微检测，发现其断面均有明显的分层。尤其是“卅湅”刀，科研人员采用了“双盲”原则进行观察，即由两组人员分别进行显微观察，其中一组人员事先不知道其观察目的和刀剑铭文。最后的结果是在百倍显微镜下，“卅湅”刀观察到的双盲数据分别为31层、31层弱、25层；而“五十湅”剑观察到层数，是中心有15层，两面各20层，合计55层，两者都相当其吻合或接近其标称的“卅湅”和“五十湅”（1）。（1）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与探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北京。韩汝玢、柯俊：《中国古代的百炼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由此可知，这两把刀剑的折叠层数，与其上“卅湅”、“五十湅”的铭文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观察对象是一柄，那么有可能这是个巧合，但从两柄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铭文的器物上观察到的数据，都与其上铭文标称之数字吻合，那就不太可能是一种巧合了。曹丕说“精而鍊之，至于百辟”，此当为本义，而曹操所谓“往岁作百辟刀五枚，吾闻百鍊利器，辟不祥”云云，又可见其时“百辟”与“百炼”本为一义，故“百炼”最初的本义就应该是指刀剑本身的实际折叠层数，是一种实指标称。曹氏父子这两段文字，尤其是曹操之语，对这一概念的澄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所谓的“百炼”钢刀剑，应该就是指经折叠锻造得到的有百层左右折叠层数的钢刀剑。其中的数字如“卅湅”“五十湅”“八十湅”“百湅”等，最初都是标示产品规格的具体计量单位，如“卅湅”就是有大约三十层的折叠，“五十湅”则为大约五十层折叠，“百湅”自当是百层左右的折叠了。至于这其中出现的轻微误差，是因折叠层数是直接由折叠次数得到的，而折叠次数又要受原材料含碳量的限制。在我国古代并无任何检测含碳量的精确手段，因此想得到理想的产品，最多只能通过选择大致符合折叠次数要求的含碳量原材料这一手段来实现，所以其折叠次数必然无法做到异常精确，而且层数的产生还和折叠过程的手法有关。另外，文物本身经多年的锈蚀和损坏，外加目测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产生误差的因素，故有一定程度的正负误差是正常的。又，日本方面有部分学者如新日铁研究所的石井昌国氏，从炒钢法冶炼产品和锻造等技术角度考虑，以我国徐州和山东的“卅湅”、“五十湅”两柄刀剑的含碳量差异为佐证，认为“卅湅”“五十湅”“八十湅”“百湅”等称呼是表示折叠次数，以此区分产品含碳量，是钢品质高低的一种标称。但这一推论如与我国考古研究人员观察得到数据相比，显然存在一定理解上的谬误。实际上，目前我们知道在现在传统日本刀的制造中，其折叠次数正常的也就十三到十八次，从这一点也可以间接证明石井昌国的论点是有所谬误的。盖因折叠层数多少，当然会直接关系到脱碳程度，在原材料接近的前提下，折叠锻造层数多的必然含碳量就低，这是一常识性的认识，因此仅以含碳量差异为依据做此断论，并不可靠。另外，如果折叠次数如此之多的话，那么势必造成因脱碳严重而降低硬度，这对刀剑制品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且如果“卅湅”“五十湅”是标识折叠次数的话，因折叠锻造的次数和层数的对应关系是以2的N次方这样的方式递增的，因此只要10次折叠其层数就将达到1024层，这显然与我国研究人员得到的数据差距巨大，无法支持其观点，故此推论有所谬误。从我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出土实物和各种记载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自东汉代起“百辟”“百炼”两词才开始出现，尤其在魏、晋及五胡十六国时期更是出现得比较频繁和集中。而从大量考古研究成果看，钢铁经多次折叠锻造出优质钢刀剑这一技术，基本可以断定其成熟和推广阶段是在汉代，多次折叠锻造的钢刀剑实物发现在这一时间段也相当集中。而此前所发现的钢铁刀剑，大多是以直接自矿石获得的块炼铁产品制成，因此虽然也可进行折叠锻造，但由于材料性能所限，折叠次数相当有限，如燕下都的战国末期铁剑等。事实上，大量汉代之前出土的钢铁刀剑实物，大多为铸铁渗碳，很少见有折叠锻造的，这与当时制造钢铁刀剑的原材料是直接自矿石获得的产品有关，也就是和冶炼法有关。但至迟从西汉后期起，我国开始使用生铁以“炒钢法”来获取钢铁原料，逐渐淘汰了之前直接自矿石获得的块炼铁产品，到东汉已普遍开始以这种炒钢产品来制造刀剑，而东汉晚期到魏晋更是开始出现了灌钢法。这一原料生产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刀剑制造中的多次折叠锻造技术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起来，刀剑的质地和性能、折叠锻造的次数和层数都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前文提及的这些汉代钢刀剑，就是最有力的实物例证。另外从折叠层数及器物年代看，前文提及的产于公元77年、112年及89——105年之间的五柄刀剑，均为“卅湅”和“五十湅”产品；而到了公元184——188年和369年，出现的则是两柄“百湅”产品，虽然这个数据不能满足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数据要求，但折叠层数明显增加这一现象，却让我们至少有了做如下推断的余地：随着钢铁原材料生产技术的提高，刀剑产品的折叠锻造技术也随之迅速提高，并且开始逐渐稳定成型为一个有着一定技术参数的固定体系，这就是所谓的“百炼”钢刀剑制造体系。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多次折叠锻造这种刀剑制造技术，虽然自战国末就有出现，但却是在汉代、尤其是在魏晋时期成熟并得到大规模推广的，以这种技术制造的产品是当时精良兵器的代表，所以那时的人们大多都知道其本来含义，不会错用其义。如陈琳《武军赋》中的“铠则东胡厥巩，百炼精钢”这一说法就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此铠乃是用“百炼精钢”制成，所以品质优良。至于曹丕《典论》中说其“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錬之，至于百辟”，则不但指出了此种多次折叠锻造技术是当时国之良工使用的先进技术，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说出了“百辟”和“錬”的本义。即在制造这批刀剑时，其“精而錬之”的程度，甚至到达了“百辟”之多，也就是达到了折叠百层的程度。这是目前我所知的对当时刀剑制造技术最严谨也最符合“百炼”这一称呼本来含义的历史文献诠释。另外，曹丕本人自小师从当时的剑法名家史阿，擅长剑术，武艺十分精强（此点可参见拙著《史说新语》中论曹丕文一篇），且喜名剑良刃，《三国志》里还有记载他向政治对手、弟弟曹植的智囊杨修索要好剑一事。而《典论》里的这段记载，说的也是他命人为自己打造九把精兵之事，从文中内容看，他应相当熟悉刀剑制造过程，故记载内容严谨、明确。因此曹丕这段文字，对我国古代刀剑制造技术的考证，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我们再从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那把“五十湅”剑“直千五百”的价格来看，还可以发现其当时的市值相当高。汉代有明确价格记载又与此时间段最接近的，是与建初年号相接的汉明帝（公元28——75年）时期，史料记载当时一斛粟值三十钱，以此价格计算，则一千五百钱足可买五十斛粟。按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论证的计量单位换算过来的话，五十斛约等于现在的六百七十五千克，相当于四个人一年的口粮有余。“五十湅”已经要如此价格，如果是“八十湅”“百湅”，我相信价值会更高，而且从其所需要的技术和生产成本考虑，其价格不太可能是等比增长，应该是成倍上涨。由此可见，使用多次折叠锻造技术制造的“百炼”钢刀剑，在汉代的价格相当高，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这一点，也可支持我之前说的多次折叠锻造的兵器在当时是先进良兵的这一观点。至于后世对“百炼”这一称谓的分歧，我以为一是因多次折叠锻造技术在魏晋以后已成为刀剑制造的常规程序，所以这个过程逐渐被人们漠视和忽略；二则由于后世文人多不通冶炼和锻造技术，对“百辟”“百炼”等称谓开始望文生义，以至遗其最初之本义，仅知道这是指质地和性能都很好的兵器，于是便将“百炼”当成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来使用，此为不知其所以然，不知“百炼”一词最初是制造技术过程中一个数值的实指而产生的误解。 印度：瑰丽的乌兹宝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印度的乌兹钢兵器。在印度，由于乌兹地区特殊的矿石开采量限制，使得坩埚炼制的乌兹钢基本只被用来制造高档兵器，所以此种半液态坩埚冶炼技术反而得以传承绵延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乌兹地区特有的铁矿被开采殆尽后，这种特殊的冶炼技术才渐渐没落，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左右，终于也成为了千古绝唱。乌兹地区特有的这种坩埚冶炼钢，在类别上属于铸造型花纹钢，它是直接自冶炼得到的结果，所以无论是从冶炼方式还是其性能和成分，还有制造刀剑成品所需要的锻造方式看，都与后来欧洲大马士革钢这种将几种含碳量不同的钢材以折叠锻打手法焊合而成的焊接型花纹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乌兹钢和大马士革钢，虽然同为花纹钢，但却是从冶炼方式及成分、性能都完全不同的两种钢材，一为铸造型花纹钢，一为焊接型花纹钢，两者唯一一致的，是它们最后都是能在成品上显现特殊花纹的花纹钢而已。由于乌兹钢原材料在17世纪左右被采完，所以此后已无法打造出传统意义上的“乌兹”刀剑，之后盛行于欧洲以折叠锻打得到的焊接型花纹钢，即“大马士革钢”，虽然也有人曾将其叫作“乌兹”钢，但实际已是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乌兹钢”有着根本不同的钢材了。因此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 中东：赫赫有名的大马士革刀剑 在乌兹钢逐渐消失的同时，由于采用乌兹钢锻造的刀具那美丽的花纹和出色的性能，故而此种质地的刀剑在中东及欧洲价值不菲，大量的乌兹钢被贩运到欧亚交界处的大马士革地区，在那里由工匠们锻造成各种武器出售。但因乌兹钢产量限制，而后又因矿藏枯竭干脆绝迹，是以大马士革的工匠们自得到这种材料起，就一直试图自己制造出这种材料来，不过遗憾的是一直没人能复制出乌兹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马士革的工匠们却以他们的智慧和娴熟的技艺，创造出了与乌兹钢比较接近的焊接型花纹钢，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马士革花纹钢。这种钢材，是将几种不同含碳量的钢材锻合在一起，因此在成型后经过一些特殊处理和研磨，也能显现出特有的花纹，虽然它与乌兹钢的花纹及内部结构都完全不一样，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最关键的是大马士革钢的制造原理，使其能大批量生产以满足刀剑制造业的需求，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在欧洲及中东地区发扬广大，用它制造出来的兵器，最终得以跻身于世界名刃之林，成为了一个独立体系。这种制造工艺，在近些年出现了瑞典粉末钢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所谓的瑞典粉末钢，是将几种不同成分的钢材粉末放置于真空高压容器内，经过高温高压处理融合后，得到的有着特殊花纹的花纹钢，产品的各方面的物理、化学性能都十分优秀。这种方法，因为可以控制喷头将不同的钢铁粉末按制造者的要求进行排列，所以能得到多种不同花纹的材料，并且能制造出非常精细的图案来，因此在现代刀具中，相当部分使用瑞典粉末钢制造的刀具，早已脱离了纯粹的刀具概念而成为了艺术品。 马来：金蛇剑——克力士刀剑 四大名刃中最奇特也最有趣的，大约是马来克力士刀剑了。事实上，这种兵器的形状和质地确实都非常特殊。克力士有很多种，东南亚一带岛国中大部分刀剑基本都属于这个范畴，如爪哇克力士剑等等。但一般来说，为大多数收藏家所热爱的，是马来克力士剑。这种克力士，形状弯曲如蛇，与金庸先生小说《碧血剑》中描写的金蛇郎君的兵器金蛇剑如出一辙，我不知道金庸先生创作这部小说时，是否有从克力士那里得到过灵感。除形状外，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克力士的质地。通常它通体有着深浅不同如同行云流水的大块花纹，而且充满了极其细小的毛细孔，相当特殊。这种现象，其实是因为它的材料冶炼比较特殊而形成的。而这种遍体布满毛细孔的特性，又使得克力士刀剑出现了两种让所有收藏者都趋之若骛的名器，那就是所谓的“香刃”和“毒刃”。传说“香刃”和“毒刃”都是常年将克力士剑浸泡在香料和毒液里形成，由于克力士剑体的毛细孔里充满了香料和毒药，因此“香刃”一出鞘便异香满室，而“毒刃”则伤之必死了。据说当年西班牙人入侵马来，无数士兵的火枪被克力士剑一劈两断，而且不少士兵只是被刺破了皮肤就不治身亡，所以一时间西班牙士兵看见克力士剑便战栗不已，畏惧之极。纯粹的马来克力士，是采用陨铁以当地特殊工艺冶炼再锻造而来的产品，所以其形制和花纹才会有如此特殊的状态。只是陨铁材料难得，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不是很广泛，我们大量所见的，其实是用普通钢铁原料以锻造陨铁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兵器，只不过此种冶炼工艺到现在也已失传，所以即便有陨铁，我们也无法再制造出与古代一样的克力士剑了。现代所谓的那些“克力士”刀剑，不过是用现代工艺仿制出来的工艺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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