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中医世家医学传习录文前言
京城四大名医经验传承
孔伯华中医世家医学传习录
孔令谦主编
编者(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彤孔令谦孔令誉
孔德功孔德智刘观涛
阮劲平步云霓张磊
张希增陈显林经燕
赵宇宁秦立新潘竹立
北京四大名医学术
思想的弘扬与传承
萧龙友（1870～1960年）、孔伯华（1884～1955年）、施今墨（1881～1969年）、汪逢春（1882～1948年），是自清末，历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享誉北京以至全国的四位著名中医专家，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以下简称“四大名医”）。其生活的年代是我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大动荡的时期，就中医学的历史发展而言，历史造就了四大名医，四大名医也推动了中医历史的发展。
一、四大名医形成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的科技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中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医师相继来华，带来了西方科技，也包括西医药，至十九世纪末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使西医院、诊所、学校以及书刊杂志，几乎遍及全中国。当时在公共卫生事业领域，中医药的处境十分险恶。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未列中医中药科目，实际上是排除了中医药学科的教育与后继人材的培养。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活动”。1913年末，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并派代表参加“医学救亡请愿团”，在广大群众舆论压力之下，请愿初步取得胜利。1929年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上，讨论了由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提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公愤，各地的知名中医和中医学术团体纷纷响应，在北京的孔伯华、施今墨等名医四处奔走，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中医界的斗争，并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南下，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组成联合请愿团，到南京请愿，由于全国中医界的奋力抗争，迫使当局收回成令，使中医免遭灭顶之灾。
在当时政府屡屡摧残和废止下，中医药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为振兴中医，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中医学术革新之路。创办报纸、刊物，编辑中医教科书，开办学校，兴办中医卫生事宜，筹备医院。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中西医学汇通医家，掀起了中医学术革新的潮流。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其中心内容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1930年，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创建了北平国医学院（1930～1940年），1932年施今墨又单独创建了华北国医学院（1932～1950年）。这两所学院为北平培养了一大批学院派的高级中医人才。另外毕生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的汪逢春，特别提倡对在职人员的教育，于1938年开办了北平医学讲习会，虽然在教学方面尚不甚规范，学制也较短，但仍不失为中医成人继续教育之先河。萧、孔、施、汪四位名中医，兴办中医教育培养人才，客观上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在医界的声誉和口碑，为四大名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四大名医的形成及其学术思想
有关四大名医的形成，一般均认为是由于他们在当时被任命为中医考试的主考官。1936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其中主要的内容是有关职业医师资格的确认，即必须经过内政部考试合格发给证书后，才能执行中医业务。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试时，当局挑选了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孔、施、汪四人做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四大名医即被确认。随着历史的流传，也逐渐被全国中医界所认同。
纵观中医历史上的诸位名医，除了天资聪颖之外，大都还靠各自的勤奋努力和名师指点，四大名医也不例外。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各具特点，但治学精神确有极大的相近之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高尚的医德，敬业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勤求古训，熟悟经旨，以及不分门户，博采众长的精神。
萧龙友：首重医德伦理，倡导医学修养。曾做“医范十条”，对医家苦口婆心，谆谆告诫；临证详审四诊，且最重问诊。他（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主法因人而异，灵活准确，辨证用药，注意形神并治，调理虚证，善育阴培本。治疗虚损重视脾胃，而且医药并重，他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臣”。而且主张“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和门户之见。足以说明萧老治学精神之豁达开朗。生前著作有《现代医案选》、《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
孔伯华：首崇《内经》“运气学说”，倡河间“六气皆从火化”之说。他认为“疾病虽变化多端，但其变化机理皆可用五运六气加以概括……系统分明，纲举目张”。在临床上重视湿热致病，提出“肝热脾湿”学说，故善治湿热诸证。在学术上力衷丹溪思想，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颇有发挥。在辨证思维上重视脏腑辨证，提出了辨证论治的两纲六要，即阴阳为两纲，表里寒热虚实为六要，两纲包容六要，六要上属两纲，明乎此则足以万变。基于上述学术特点，临床治疗用药偏于寒凉，善用石膏，善用新鲜药材，对于中成药的应用也很得心应手，特别是对紫雪丹的应用，实属“绝着”。生前著作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文章，及与他人合著的《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
施今墨：在中医学术上崇尚李杲脾胃学说，重视后天之本，重视气血辨证，创立十纲辨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广泛用于临床诸病之辨证分析。同时，精于组方配伍，创建施氏对药。在临证治法组方潜药上用药平稳，忌寒凉攻伐。治外感热病解表清里配比得当，给邪以出路。治内伤病善于调理脏腑气机升降，如升清降浊、升降脾胃、升降肺气。对于久病入络者，善用通达络道之品，充分发挥了叶天士治络病“通血脉，攻坚垒，作以辛香行气，是络病大旨”的学术思想。赞同中西医汇通思想，他认为中医不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要融汇中西医术，推陈出新。他明确指出“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任之……”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西医汇通，发展中医理论。在临床上，率先引入西医病名，分析病因病机，开创辨病（西医病名）与辨证（中医证候）相结合的新的辨证论治方法。另外，运用现代制药技术改革中药剂型，率先研制中成药，如“气管炎丸”、“高血压速降丸”等。施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中西课程并授，理论与临床结合，使中医教育适应了时代发展，做到了与时俱进。施先生生前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其学术思想主要从其弟子著述和文章中体现。
汪逢春：重视后天之本，崇尚脾胃论。调理脾胃既重视益气健脾，又兼顾养胃阴，融健脾消食、健脾理气、健脾利湿于一体，使脾胃的运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水谷精微的营养作用遍布全身，以有利于疾病的康复。临床上善治湿温病，辨证细腻，立法严谨，主张“轻可去实”，善用三焦辨证，四诊合参，用药轻灵，独具风格。对于慢性病重视人体气机升降的调节，在注重调解中焦脾胃的同时，也重视滋养肝血和温补肝肾。深谙久病入络之说，重视活络通经药的应用。临证用药讲究炮制，几乎对每味药都注明炮制和加工要求，善用粉剂或中成药，随汤剂同服。另外，惯用轻宣疏解芳香的鲜品药物，收效甚佳。
三、四大名医学术的弘扬与传承
通过对北京市二十世纪中医发展史略的研究（《百年北京中医》），比较明确地显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北京地区中医学术的特点是：以四大名医及其两个高等中医学院（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所培养的学院派为核心，以师承家传群体为基础，以宫廷医学为特色，从中西医汇通走向中西医结合。形成了融汇南北方、经方、时方各派学术精粹为一体的，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中西结合、厚重宏博的学术流派，总括起来可以称之为“燕京医学学派”。它具有浓郁的首都特色，独具高端宫廷医学的学术传承，独有从御药房到同仁堂丰厚的中药文化底蕴，汇聚了各方医家群体、人材济济，位居全面继承传统医学与中医现代化中西汇通的前沿。
北京四大名医既是中医学的临床学家，又是中医理论家、教育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后裔、弟子、门生或再传弟子。在北京地区乃至于全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府、媒体到当今中医界人士，对于四大名医的学术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2008年5月由四大名医的后裔和入门弟子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四大名医学术研究中心，目的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继承、弘扬四大名医的学术，并分别从各门派做起，编写文章，汇辑成册，逐步积累成为京城四大名医经验传承系列丛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贡献。
京城四大名医经验传承系列丛书的第一批共7册书稿已经陆续完成，即将付梓。这一批书稿的作者都是京城四大名医的子孙或嫡传弟子，以及研究京城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专家，书稿中的有些内容属第一次公开发表，希望这套丛书的问世，能够为中医后学提供学习前辈经验途径，为中医学研究者提供新的资料，为广大读者展示中医的真实风貌。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主任医师
高益民
2009年6月
先祖孔伯华先生（1884～1955年）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在疾病治疗方面有独到的创见，对疑难重症和传染病的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他还是著名的中医教育家，生前与萧龙友先生共同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传播医学文化、培养临床人才。多年教学中，树德为先，兼容并蓄，循循善诱，耐心指导，使国之瑰宝不致毁损，使天人之学得以弘扬，使中医学术得以传承。
建国以来，先祖的子嗣、后学七百余人尽成中医之栋梁；时至今日，再传弟子遍布全国。孔伯华中医世家学术已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孔伯华名家研究室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先祖学术思想体系和后人的传承与发扬，编撰了这部《孔伯华中医世家医学传习录》，收录了先祖及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术传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对于先祖的医论和医案，我们尽量保持了历史原貌，以期管斑窥豹展现民国时期国医大家的风貌。后学传人在继承先祖医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各有专长，各有发挥。在医学临床的基础上，有的擅长中医理论研究、有的擅长中药药性研究、有的擅长针灸疗法、有的擅长中医教育与养生……因此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的原则，在孔门医学的整体学术氛围下，着重展现他们的特色，而不拘泥于格式的统一。由此，读者也能看到孔门医学的薪火相传和发展变化，进而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医学术的博大精深。
我们衷心希望这部书能够为广大中医从业人员和喜好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医学的朋友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思路，也希望每一位中医临床工作者能够努力做到先祖所说的“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切实为患者减轻病痛，造福众生。
在本书中，由于涉及人员较多，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也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行交流。
孔令谦2009年6月
孔伯华先生自传
伯华名繁棣，岁次丁酉生于山东济南。三岁随先祖官直隶新河，一年转新城及衡水、丰润、栾城、邯郸等县。先祖官县尹，兼善岐黄，家人有病，恒自医之。先母体弱多病，先祖立方，外县药物不备，尝随制药品为汤剂，得时习，心窃好之。
庚子岁，先祖以病终于保定，余年十六，随父奉祖母居于易州之南白杨村徐氏之宅。先严家居课子读书，余于立身处世颇增智识，每日得暇兼习医书，以心所好也。年十七移居易县城里，得从医者研讨《内经》及古人方书，虽无专师，颇有心得，遇家人急病，恒治之有效。余叔妹八岁患跌仆后，成阴疽于右腕渐及腋足，八年未得治，辗转床褥，又八年，先婶忧之，医者言不可治，余谏言于先婶曰：妹病垂危，以余辨之治法未当，不按阴疽治，不能愈也，今已垂危，不治必不能延寿，曷认余治，尚可希望于万一。婶从余言，一年而愈，惜着手太迟，致手足指关节不能全，而针茧膏调皆能任之，年近六十始殁。从妹患肺痨，失治颇危。余曰：病已至脾，尚少能饮食，骨蒸喘咳，大肉已脱而未至飧泻，尚可为。药之数月始瘳。
余家人众多，又无恒产，病者恒自医，以是渐知于亲友，邀余者日增。二十岁以后明医术，遍游数省，渐闻于社会。年三十一岁就京师邀，委外城官医院。同事杨浩如、陈伯雅、张菊人、赵云卿诸君皆一时名医，颇得其言论，更日诊者数十人，八年之久，办防疫数次。因业务太忙，遂辞医院而自售以资事，蓄习学业逐进。汪精卫欲废中医，焦易堂诸人反抗，南京、上海药界罢市，北京皆以响应，立医药协会以萧龙友及余为会长，已消汪之命令，继改中医学校。南京国医馆成立，焦任馆长，来北京视察后，改为北京国医学院。第财力不足，所费皆由萧龙友并余自任，彼时政权不闻问，遂又办董事会以济之。伯华既奔走业务，又办教育，所收诊费除养家外，皆尽力于是。萧君以年老为辞，伯华自任，更属艰难，前后招生十余班，自愧财力不足，教任未善。及日本侵领北平，欲收医学院为“国立”，余以兢营十五年之学业，不欲委之外人，遂自行停办，以待时机；将近十年，以业务自食，吾将安仰！幸逢解放，中医不亡，毛主席领导英明，中医复生倡遂，使祖国数千年之宝贵遗产发挥保存，宿愿始偿。
余于今年始略写治疗经验，每想整顿齐理，然又因业务繁忙，实难有暇，待长期慢录后再贡献出来。前于卫生部召集中医座谈会中，余已将中医学术之意见递上，愿努力发挥我国数千年之文化遗产，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材始。孔伯华谨识于一九五二年
论中医学与中医教育
——节录于孔伯华先生1954年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人生于天地之间，受时气之侵，感情欲之触，不能无病。病则赖之以生者，医也。是以古今中外当国者，莫不重之。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第其理法不同耳。中国医学相传始于岐黄，见诸《黄帝内经》，凡疾病之情理悉备，迄今数千年，无出乎《黄帝内经》之外者。余少习医学，数十年未能穷其理，可以见古人之哲理竟不能背，而治法未备。自伊尹作汤液，以后历代相发明，方药始备。人寿几何，虽行其道，终身未能尽，遂时遂事，遂用遂学，靡有底止，是中国之文化无旧而日新。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迨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立见。然学者喜新弃旧，实则中西皆未达也。中国医学岂不危乎！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将发扬数千年之文化，幸何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然必先从教育人材始。
孔伯华先生传略
孔伯华先生（1884～1955年）名繁棣，字以行，原籍山东曲阜县人，其祖父孔宪高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先生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十四岁时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先生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遍读家藏善本医书，四处求教，不耻下问，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从而取得较好疗效，远道来求先生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对疑难大病常有奇效。因此在先生30岁时，就已名噪北京，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举国知名。仅就先生毕生之成就与贡献而言，不愧为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先生性至孝，23岁时，母病垂危，先生日夜精心照料，亲自煎药，无微不至，更由于先生平日待人厚笃，故博得邻里和亲友们的称赞。先生在河北易县居住时，听说此间中医前辈梁纯仁、蔡秋堂二位先生的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当地颇享盛誉，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先生的辨证察脉之造悟才度以及平素的为人和作风，也早有所闻并深为器重，因此倾囊相授，使先生尽得其传。先生之擅于博采和吸取各家之长，类皆如此。
31岁时（1915年），先生应聘始来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所谓官医院，只是当时政府所设惟一的中医机构。1917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据说挨户传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派曹巽轩率医官组成晋绥防疫队前往防治，成绩卓著。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虎疫虎疫：即今之霍乱，当时称“虎疫”或“虎力拉”。又起，派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率队防治。当时疫情猖獗，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闹得人人自危、户户恐慌，一时传为“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防疫队驻于学校内待诊，而前来应诊或邀诊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遂与同仁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始知是尚未取信于人的缘故，于是决定除留陈伯雅在驻地处理日常工作外，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等均深入村庄，沿户访问，边宣传，边治疗，不辞劳苦，一心赴救。不数日，群众见治疗能有速效，确可挽救危亡，乃竞相求治，全活极多，因此深受欢迎，获得很高评价。事后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经验和疗效总结，于是与同行诸人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十卷，刊行问世。
1923年，先生即辞却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先生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悯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慨解义囊，助其药用或疗养等生活之资。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近百年来的西医集中输入的影响，1927年先后曾有一些虚无主义者喧嚣一时，诬蔑“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这自然引起广大中医药界人士的不满，于是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其中有“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谗言。这样一项反动提案竟然被国民党政府通过，并随即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于当年3月2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先生当时为华北中医界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以先生为首的代表成员据理力争，要求政府取消这项荒谬决议。由于中医中药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赖和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取缔中医”的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众怒难犯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同时，为了平息民愤，混淆视听，国民党政府还在南京设置“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赢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使得中医学免遭更为严重的摧残。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深感到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萧老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聘请当时知名中医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如瞿文楼任教儿科，姚季英任教诊断和妇科，周古人任教《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任教《伤寒》，赵树屏任教《医史》，宗吾任教《金匮》，张菊人任教温病，孟庆三任教药物，焦会元任教针灸，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等等。惟因经费拮据，先生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开支。先生常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侍诊从学的门人常是到时留饭，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学校开支较大，家中人口众多，常遇困难还要借贷，因此先生之艰苦办学、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深得医林和社会的敬仰。
“七七”事变越五年，日伪政府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达二年之久，学院曾被迫三次搬迁。后萧龙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独力坚持数年，直至1944年，先生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办国医学院，表现出刚直、高尚的民族气节。北平国医学院共办了15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先生平易近人，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倡导启发，主张独立思考。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症，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常告诫门人：医学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的大事，必须因人而异，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门弟子皆有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题其诊室曰“不龟（读jūn）手庐”不龟手庐：典出《庄子》：“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者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尝自号为不龟手庐主人。此乃先生自谦之词，意谓自己只不过有龟手之特效小技而已。然而将见于《庄子》的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于自己的诊室，亦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
先生还精于书法，每临诊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简明精要而又具体；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配伍严谨且注明炮制及煎法。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先生不惟工于小楷，对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所以先生还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
先生曾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弄通其中的深刻道理。记了几味药，背过几个方，就冒失地去看病，这就容易误人害人，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妙。还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守不可移易之法规，不知病之所在，模棱两可而治之，病未必除而命先尽矣。人之有本，犹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先生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如果照搬古方，就是泥古不化。借鉴前人的经验绝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须臾不可脱离客观实际。由此可见，先生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体现了先生之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
先生推崇金代著名医家刘河间有鉴于“世态居民有变”之现实，根据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创立的“六气皆从火化”的卓论。特别是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等经旨的发挥，尤为精辟。先生说，后人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习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是刘氏在于洞察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就完全清楚了。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高论，指明“相火”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朱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谆告诫“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谈，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反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无谓也。从先生这些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钦佩河间、推崇丹溪的卓见，可以看出先生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注重躬亲实践的“实学”之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先生常说：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所表现之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也；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处慎勿拘执。要知芩连姜附，尽可起死，参术硝黄，并能回生，惟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先生荟萃诸家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非积学有得者，不容易有如此精确的观点。
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在《同病人异论》一篇中的论述，徐氏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先生常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又具体不过了。为此先生主张：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证。”朱丹溪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故先生亦主张先议病，后议药。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
基于以上所说，具体到治疗方面，先生认为：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恢复和充足元气；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临证之时参机应变，辨证论治。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即安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究竟谁先谁后，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不可先有主见。《内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明训，这就清楚地说明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如果不被劫夺，就不会造成正气的虚；精气之被劫夺，主要原因在病邪，如能抓住时机，及时果断地采取直捣巢穴的有效措施，使病邪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如急下存阴）。这种以祛邪为主的措施，对于一般的初病急病，确实可以一扫而痊，但是，对于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者，那就必须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必须以扶正为主。然而疾病情况复杂多变，有久暂的不同，又有缓急的区别；有热深厥深的假象，又有寒热交杂的局面；有正虚邪实的情况，又有脉证从舍的疑难；有的应该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有的就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补，有的攻补兼施；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因病而定，因人而异，所以必须从灵活处着眼，抓主要矛盾，一切服从于客观需求，这样才不致有顾首不及足之叹，不过这是比较难于掌握而又极为重要的环节，非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不可。
先生生平之治验良多，活人无算。论病则切理精详，源流俱澈；用药则随证化裁，不蹈成方。可见其食古贵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所以才可能奏有奇效，使危急患者转危为安，使疑难沉疴霍然痊愈。尝临大证，诊治不落俗套，敢于创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而与俗见相殊，不同凡响，疗效突出，捷如桴鼓。
先生之善于妙用石膏，亦早为中医界所诚服。讵知其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先生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谓石膏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习而不察，畏如虎狼。先生不惟于外感方面运用石膏得心应手，且于杂病方面亦用当通神，至于所用剂量亦因病情所需而定，少时三、五钱，多至半斤，甚至数斤煎煮代水饮用。对此，先生撰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2年曾写信陈情，其大意：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培养人材。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等语。
周总理对先生非常器重，尤其因先生在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多所建树，常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曾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周总理与先生在中南海亲切谈话时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纪念展览馆中展出。
先生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未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至逝世之前，常夜阑执笔，有时撰述达旦。此次所整理的大部分学术论述文章（时斋医话），即斯时所留，虽篇幅不多，但确有独到见解，饱含着先生付出的莫大心力。
先生古稀之年，身体已衰，终因劳累过度，于1955年3月患病，辗转床榻达半年之久。此间，先生多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不仅馈赠生活津贴，还特地从东北送来野山人参，并派抢治小组到家抢救，同年11月23日，先生自知不起，临终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遂溘然与世长辞，终年71岁。
先生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等主祭。当日，敬爱的周总理亲到先生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之培养和教育，并对先生家中的一切事宜做了妥善安排。
先生生前好友，当时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倍切深恸，并洒泪亲提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先生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先生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解除患者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 第一章孔伯华医学学术特色1
一、主要学术思想2
二、辨证论治临证要则2
1论治病必求其本2
2论祛邪与扶正3
3论知时变则不庸3
4论两纲六要不能平列4
5论脉5
三、论脏腑及脏腑病6
1心病说6
2肝病论7
3脾病论8
4肺病解9
5肾病说10
6心包络病辨11
7胆病说12
8胃病说12
9小肠病说14
10大肠病说14
11膀胱病说15
12三焦病辨15
13命门病辨17
■ 第二章孔伯华临证备忘录19
第一节内科病症20
一、温病及外感论治20二、疟疾51
三、中风54
四、厥闭64
五、神志病66
六、心悸75
七、不寐76
八、痹证78
九、眩晕88
十、头痛105
十一、痨病并咳喘109
十二、水饮123
十三、黄疸131
十四、胁痛134
十五、癥瘕积聚136
十六、水肿140
十七、噎食反食142
十八、胃脘痛144
十九、胀满148
二十、呕逆149
二十一、吐利151
二十二、泄泻152
二十三、痢疾157
二十四、便秘164
二十五、血证165
二十六、消渴171二十七、遗精173
二十八、脱发174
二十九、足跟痛174
三十、牙龈肿痛175
三十一、牙龈出血177
三十二、耳聋177
三十三、口疮178
三十四、口唇肿裂178
三十五、瘰疬痰核179
三十六、风饼180
三十七、浮肿181
三十八、疝182
三十九、药毒中络182
第二节儿科病症183
一、外感183
二、咳喘188
三、温暑湿燥热193
四、温疟201
五、温毒发颐201
六、痘疹202
七、惊风抽搐205
八、瘰疬208
九、疳积209
十、虫证210
十一、停滞212十二、呕吐213
十三、泄泻214
十四、痢疾216
十五、头痛219
十六、眼病219
十七、耳病221
十八、口齿咽喉病221
十九、衄血便血222
二十、尿频遗尿茎肿223
第三节妇科病症223
一、痛经224
二、闭经228
三、经水先期232
四、经水后期233
五、经水不调233
六、倒经234
七、月经过多235
八、崩漏238
九、带下244
十、恶阻245
十一、胎嗽247
十二、子淋247
十三、胎漏248
十四、流产249
十五、脘腹痛251十六、滑泻251
十七、外感252
十八、恶露不绝252
十九、儿枕痛253
二十、产后杂病254
第四节外科病症258
一、内痈259
二、肺痈259
三、脘痈260
四、肠痈262
五、乳痈乳聚乳核263
六、耳痈266
七、腋痈267
八、疮疖癣268
九、粟疮269
十、湿疮湿毒270
十一、蛇头疔271
十二、鼻痔271
十三、痔漏272
十四、游丹273
十五、风包风疹273
■ 第三章孔伯华中医世家第二代传人临证经验275
第一节北平国医学院的创办276
一、学院的创建与发展276
二、学院的特色和主要经验277
第二节部分第二代传人学术经验278
一、孔祥琛278
二、孔祥琳278
三、孔嗣伯279
四、孔祥琦279
五、孔少华289
六、刘孝威326
■ 第四章孔伯华中医世家第三代传人临证经验337
一、孔令诩338
二、孔令誉339
三、孔令谦343
四、张希增348
五、步云霓351
六、经燕356
七、秦立新358
八、阮劲平370
九、尹燕武376
十、王彤390
十一、赵宇宁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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