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思鹏居士]《佛教三字经》新注大法东来
大法东来
汉明帝梦金人求圣教遣蔡愔腾兰来经像至初译经四十二
在中国佛教史上，大多信众都以东汉明帝(28—75)永平年为佛教正式传入东土之始。据说东汉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头有光，飞绕在殿庭上。次晨，帝以梦像询问群臣，时有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正是他了。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有说二十)人出使天竺，求取佛法。当蔡愔等十八人到达中天竺的月氏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了大月氏国)时，遇到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和舍利，来到东土洛阳，得汉明帝支持，在洛阳城西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据说这座寺院就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立名的。同时两位梵僧受明帝之请，住在寺中专门从事译经工作，译出了《十地断经》、《佛本生》、《法海藏》、《僧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可惜除《四十二章经》外，其余四经早已失传。《四十二章经》约有二千余言，属小乘“无常、无我、涅槃寂静”之教义，是汉地佛教中最早传入的第一部佛经。不过，近有吕澂等佛教学者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直接传来的译本，而是从汉译《法句经》中随意抄录出来的，因为其中有整整三分之二都同于《法句经》。(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佛学的初传》)
道教徒兴恶念请焚经为试验
据《汉法本内传》所述，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正月一日，以褚善信为首的五岳道士认为：道经是中国固有的经典，而佛经是从西天竺传译过来的典籍，故持入主出奴之见，便邀请一千余道士向汉明帝建议，请求用火焚烧，以验佛、道经典的真伪。因为道士自称道经逢火不焚。该年正月十五日，明帝便同意了这一建议，乃召集大众于白马寺南门前，分别将道经和佛经放置在提前建好的两座高台上，然后点火焚烧。
道经毁佛经全光炽盛耀人天
据说道经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唯独佛经光焰焕发，丝毫未损，五色彩光，直贯太空，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轮，而西天竺两位尊者也乘机用神通力跃身虚空而说偈言：“狐狸岂狮类，灯非日月光，池无巨海纳，丘岂嵩岳嵘。法云垂世界，法雨润群萌，显通希有事，处处化群生。”说偈完毕，道士们有六百多人见二梵僧神通广大，经像完好，便改邪归正，而信奉佛教了。
善男女皆生信求出家期现证
当时有不少发心欲学佛法的善男信女们看到道经烧毁，佛经不但丝毫未损，而且光焰焕发，又看到摄摩腾、竺法兰二梵僧运神通力跃身虚空说偈，不禁使他(她)们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能够出离小家，以期现证真如，直至圣位，而出离三界的大家。
建十寺安僧尼三宝备始于兹
当时依两位尊者出家修行的有朝野大夫、地方绅士、宫中美女以及庶民百姓共八百多人。汉明帝便在洛阳城内建了三寺，供比丘尼居住，在城外建了七寺，供比丘居住。据《大宋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条〉载：汉明帝(58—75 在位)允许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及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可以说中国佛法僧三宝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宝”：一是佛宝：佛是圆满觉悟之义，也就是在广度一切众生中观空遣相，破我法执已经圆满了。广度众生能积福德，观空破执能积智慧，福慧集积圆满，便能成就两足尊的佛果。因此，佛又名两足尊。所以佛就是“圆满觉悟”的意思。二是法宝：是指佛陀所说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的教法；若从一体三宝而言，法宝是指因果律和无我律的事法与理法。佛陀所说的教法称正法，因其是如实、尽量对事法与理法的开显，所以法就是“正”的意思。三是僧宝：僧是和合义，又是清净义。和合有事与理的差别：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此六和合，称事和合；一切佛弟子同依于真如法性而证涅槃，名理和合。佛弟子的僧宝，勤修三学，息灭三毒，三业清净，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僧就是“净”的意思。具此觉、正、净，故称“三宝”。“宝”是何义？根据《宝性论》所说，宝有六义：1、希有义：谓此三者累经百千万劫，一如世间难得之珍宝。2、明净义：谓此三者远离一切有漏法，无垢明净。3、势力义：谓此三者具足不可思议的威德自在之力。4、庄严义：谓此三者能庄严出世间，犹如世宝能庄严世间一样。5、最上义：谓此三者于诸法中为最为上故。6、不变义：谓此三者是无漏法，不为世间八法所变动故。如该论卷二问云：“以何义故，佛、法、众僧说名为宝？答曰：真宝世希有，明净及势力，能庄严世间，最上、不变等。”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东土)的具体年代，很难考定，现被佛教界和学术界比较认可的，除上所说东汉明帝永平年外，还有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说。根据曹魏鱼豢所撰述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了这段文字。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的地方，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持此说。而吕澂则根据日本某些学者的考证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在贵霜王朝之前，当时是否已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尤其是授经者是国家的大使身份，说明佛教已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崇信才有可能，这就更需要研究了。”(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佛学的初传》)。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除上两说外，还有其他几说：一是西汉末、东汉初说。有的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佛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因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65)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见郭朋《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见《后汉书·楚王英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因此方立天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见《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二是汉武帝元狩(公元前122—117年)说。在《魏书·释老志》中，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汉武故事》(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见《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三是秦朝说。认为秦朝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隋朝费长房在《历代三室记》卷一中说：秦始皇四年，有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始皇，被始皇囚禁。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救出释利防等一十八人，始皇惊怖，稽首悔谢。日本学者则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记载，以“不得”为“浮屠”的异译，认为秦朝佛教已流行中国。四是先秦说。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我国。如“周世佛法已来”说，把佛教的传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又有人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而据史料推算，孔子和释迦牟尼属同时代人，当时儒家、佛教均处初创阶段，中国和印度两国尚无交通关系，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相互知晓的可能性很小。《拾遗记》中也说：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清代学者俞樾据此条认为此“乃佛法入中国之始”的记载(《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6世纪的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所以先秦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不大可能。
根据史料考察来看，佛教传入中国虽不是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并且还初步建立了佛教道场，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然而一部分佛教学者对永平求法说持怀疑态度，如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见《简明中国佛教史》)。严北溟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不能简单地确定在某一年内。任继愈则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后，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
笔者认为，若以国家最高元首正式派人前往西竺国求取佛法，还是应从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在大月氏国迎请摄摩腾、竺法兰回国翻经算起。若大法从民间(非官方正式)传入的时间，那还应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再往前推进一百至二百年间。因此，关于佛教东来的具体年代，看从哪个角度加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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