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武术是中国崔璨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它具有技术上的特点和文化特征上的民族特点,前者使得以区别于其它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及诸如戏剧、舞蹈等其它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则使其它得以区别于其它国家的武技。我们现在把武术的概念表述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的,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个概念充分地表明了武术的技击特点和民族特点,建国前,以及目前在港澳地区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人们把武术称之为国术,简单地解释其意即中国的技击术,显而易见在此强调的是它的民族特点；而我们称之为武术,强调的则是它的技击特点。本文拟以武术的技击特点为起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进行讨论。　　
　　其实从发展史的角度看，许多现代体育项目都和古代的军事格斗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大部分体育项目都失去了它的技击特点，或失去了它的技击价值。为什么武术作为一种技术具有攻防技击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至今仍如此完整地、系统地保存着攻击特点，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涉及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发展过程的学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略作探讨。　　
　　中国传统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即有别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这表现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知行合一”。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在本质上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已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所谓‘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乃为学’之理想境界”[1]。他又说：“中国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态度，叫‘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一致”[2]。严北溟先生也说：“在认识论，特别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古代哲学家一般主张知行统一，即知即行，即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3]。所以中国古代应用科学相当发达，天文、数学、医学、农学、兵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史学的发展也以“资治”为目的，以古鉴今，从历代的治乱兴亡中取行借鉴。这都是和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的认识论的思想一致的。所以“学以致用”成了人们学习的目的和信条。　　
　　这种重视实践，知行合一的思想，体现到武术中则表现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强调要切合实用，突出它的实用性，突出它的技击特点，处处表现出一种对技击性‘不离乎日用’的追求。反对不切合实用的“满片花草”（戚继光语）。实战是人们运用技击技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说将实战中的技击技术进行筛选、加工、提高，然后再用于实战，是古代武术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正是这条基本线索直接影响到武术传统技术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思想不仅在古代对武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即使有武术的理论、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并有指导意义。　　

　　2、　武术在其流传、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套路练习和对抗练习这样两种运动形式，以及围绕这两种运动形式而存在的许多功法。　　

　　套路练习是中国武术特有的一种运动形式。若仅就技术而论，它是为适应传授、记忆和训练而产生和存在的。这是将一些武术动作按一定的顺序编排来进行演练的运动形式。对抗性练习则是二人按照一定的规则，灵活地运用各种技击方法进行直接身体对抗的运动形式，以及围绕它们而存在的许多功法，共同构成了武术的完整技术体系。　　
　　我们认为在古代武术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用于技击。在二人进行攻防实战时，总是把一些单个的，或几个连续的攻防动作加以组合，并依据对方攻防的具体情况，掌握时机，灵活地使用相应的方法，所以动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顺序，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平日的训练中，除可进行一些单势、组合动作或功法的练习外，还可以把这些单个的，或组合的攻防动作加以串连，使之首尾相接，按一定顺序编排起来进行练习。为了使动作更好地相互衔接，中间可能还穿插一些不具有特定攻防意义的动作，这样就构成了武术套路。武术套路虽然是按一定的动作顺序进行演练的，练习者不可能将其完整的、或大段的动作直接用于实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武术套路练习仅是一些攻防技术艺术性的再现，仅是一些“花拳秀腿”的简单组合，仅是一种单纯的健身手段和表演的活动形式；并进而认为武术套路练习不再具有攻防技击特点，或者说其动作仅具有象征性的攻防技击含意。因为从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看，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本来就是相互补充，同为武术完整技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认为，若仅从技术上讲，武术套路是为了便于记忆、传授和训练而产生的，训练的目的在于实用，训练的成果必用于实战，二者融为一体。所以说套路训练是攻防对抗训练的基础，也是攻防技术提高的过程和手段。对抗性练习则是直接进行攻防能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的积累，是检验在套路训练中所获得的各种技能运用于实际对抗时水平高低的手段。如若不然，武术套路在古代就失去了存在的最基本的依据，也就不会经久不衰地流传至今。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把这个问题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思想联系起来，从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以知行合一为其哲学重要特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的民族文化群中，会有一种以人求生自卫所需要的技术为内容的文化形式，是完全脱离实际，不切合实用的呢？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决定武术套路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攻防技击价值，这是勿庸置疑的。否则武术套路或在历史上不能产生，或在流传的过程中早已被淘汰。　　
　　武术套路产生的年代虽然很久远，但在史料中多是零散的记载。而在明代有关武术的典籍中，我们仍可见到一些关于武术套路较为完整的资料。程宗猷在其著作《耕余剩技·单刀法选》中有一段关于套路和实用技击技术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为醒目，现抄录一下：　　
　　以前刀法，着着皆是临敌实用，苟不以成路刀势。习演精熟，则持刀运用，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虽云着着实用，犹恐临敌掣肘。故总列成路刀法一图。而前图诸势，备载在中，又续刀势十二图于后，以便习演者观览。第习演之刀，当用重长者，使临敌用带弩之刀，则　快轻利矣，然全路势多，倘力微者执重刀，难以路舞终局，当听用者力之长短，分为两节三节习演，苟定格可也。　　
　　我们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首先，程氏是将“着着皆是临敌实用”　的刀法“总列成路刀势”。也就是将实战中使用的单个的刀法前后串连起来，构成完整的一套，创编成刀术套路，按“路”演练。其次，程氏之所以要创编这种刀术套路，是因为仅练“不以成路刀势”的散势，虽然也能“习演精熟”，且能“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但实战时总难免觉得“掣肘”。也就是说仅练散势，训练效果并不很理想，所以为了提高训练效果，有必要创编刀术套路，为此程氏才“总列成路刀法”。其三，在进行这种刀术套路训练时，由于练习者的体力和技术有一定的差异，部分人不能一次完成全套，所以，可以“听用者力之长短，分为两节三节习演”。即为提高训练效果，保证完成动作的质量，可根据练习者的情况进行分段练习。其四，经过这样的套路训练，特别是在日常训练时又使用“重长”“之刀”，必然体力渐增，技术精进，临敌实战时又使用作战带弩时所佩用的轻刀，必然“　快轻利矣“。总之，程宗猷以上论述的基本思想就是将散势编成套路进行训练，提高了实战的能力，最后还须以散势的形式运用于实战。可见程氏所创编的刀术套路的动作都是从实战中来，通过训练再用于实战。这不仅说明了套路和实战的关系，还说明了套路练习的技击价值。　
　　程宗猷在《耕余剩技》中对棍术、刀术、枪术的技术多以套路的形式加以记载，他将各种技术“精思悟会，更为阐发，图绘成帙，各缀以诀，向谓秘莫问者，按阅如指掌”[4]。他的记述都非常详尽，有图形式、说明、歌诀，还有路线图，如果我们按图索骥，几乎可以将这些套路还原出来。而他的整个记述，无一不是以实用为基本目的的，这是该书的基本内容，舍此该书就无从立论，舍此该书所记的各种套路也就难于存在了。程宗猷所创编的套路是实战中技击方法的筛选、串连和提高，并且他所记述的套路和相关的论述都具有理论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前面所抄录的那段论述是知行合一认识论的反映。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也有一段大家所熟悉的论述，他说：“故择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势，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窥者谓之神”[5]。这也说明了套路和实用技术的关系。“势势相承”者，就是套路，而“遇敌制胜，变化无穷”者，就是将套路拆散为富于变化的实战动作，用于“制胜”。在戚继光看来套路离不开实用，而实用也需要用套路来训练。　　
　　明清之际的吴殳所著的《手臂录》是又一本关于武术的重要典籍。在书中吴殳记述了他的老师石电与人交手时“意思安闲，如不欲战。俄焉，枪注人喉，不敢动而罢”[6]，表现出一种“名士风流”。而习武只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才能称得上“微乎微乎，进于道矣”[7]，可谓“广大高明”了。虽如此，吴殳仍强调“枪亦重临阵有用者，习时稍容情，即临阵无用矣[8]。在他看来，日常训练的目的不仅在于游场上和人比武，以呈”名士风流“，还须能用于”临阵“实战。吴殳本人之所以习武，是因为“少时见中原多事，倘得见用，必与兵事”[9]。而“不能杀中原流贼者，吾不学也”[10]。石电本人后来也”遽死王事“[11]。可见再“广大高明”也须“不离乎日用”，这也正是《手臂录》立论的出发点。　　
　　在古代，武术的技击作用决定了它的技击特点，并由此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包含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的技术体系。这是以知行合一为其哲学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必然现象。今天，我们表述武术概念时仍然说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的，说明我们承认并接受了武术的技击特点，和它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技术体系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成了今天我们讨论许多有关武术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　　
　　
　　3、武术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训练体系。　　

　　它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一系列逐步深入，切合实用的训练过程。一般由学习基本功和基本动作开始，然后通过单人套路练习，学习和掌握各种技击方法的做法和力法，继而对每个技击动作进行剖析讲解，并进行双人按固定动作往复攻防的练习，以了解技击方法的用法，再逐步过渡到进行对抗性练习和实战。这个训练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形式上注重程式的特点，同时还体现了中国人在认识论上注重知行合一的特点。在此我们先以拳术为例加以说明。　　
　　早在宋代就已有了把武术套路称为“套子”的记载。中国的武术家常把武术拳术的套路称之为“拳套”，而把拳术的实用性单势练习和对抗性练习称之为“散手”。二者的关系是将动作前后衔接，按一定顺序编排，串连在一起进行练习，即是套路，它是一种更为程式化的运动形式。若将套路中的动作分解为一个一个的散势，即是散手。“套”和“散”这两个字是对立统一的，离开了“套”也就无所谓“散”，离开了“散”也就无所谓“套”，二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武术技术体系的构成。中国武术的传统训练往往以基本功为基础，先学套路，待熟练后老师就会逐步讲解每个技击方法的攻法、防法以及各种变化，这样就把套路拆散为散势，这个过程称之为“拆手”。但仅进行这种讲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离能在实战中使用这些方法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习者还须将已学过的动作进行二人按固定的动作反复进行攻防练习，因为常是以一人练习为主，另一人按一定的要求帮助其练习，二人如一递一接，故称之为“递手”，又称之为“喂手”。我们可以说现在常用的武术对练套路是由这种递手练习发展而成的，只是内容更为复杂，动作更富于变化。在递手的基础上再逐步过渡到随意使用方法的对抗性练习，以进一步提高练习者攻防实战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决非仅有。明代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所记述的训练士卒的过程和方法，是武术训练体系实施的很好例证。戚继光说：“长枪，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学手法；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须两枪对较，一照批迎切磋，绷挤、着拿、大小门圈穿，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遍不失，字字对得过，乃成武艺。后方可随意就敌，因敌制胜”[12]。他又说：“比枪：先单枪试其手法、步法、身法，进退之法，复二枪对试、真正交锋”[13]。其中“单人用之”、“单枪”，是基本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手法、步法、身法等基本方法。“按一字对戳一枪，每字经过万遍不失”，则是二人按固定动作进行喂手训练。《纪效新书》中所载的六合枪法就是以套路的形式出现的。然后二枪对试，真正交锋则是随意使用方法对抗练习。　　
　　程宗猷在《耕余剩技·长枪法选》中也记述了二人按固定动作进行攻防练习的套路“六合枪”法，其中明确指出：“‘你搭我圈外，圈里扎你’云云，以‘你’字乃递枪人也，以‘我’字是习枪人也”。一人习，一人递，二人往还。这是前人进行递手练习的又一实例。　　
　　近人也多有这方面的论述，如李凌霄说：“俾学者不仅得舞剑之姿势，并能明其用法；按图索骥，逐步推敲，练习既熟，再从中求其变化，期年可以有成“[14]。说明要求习者不仅会动作，并要“明其用法”，然后再“求其变化”。又黄元秀说：“初级个人单练习，二级对套子，三级活步对剑，四级二人对练散剑”[15]。从初级到高级，从单练到“对套子”，直到“散剑”，训练过程很清楚。这些论述都具体地说明了武术训练体系的渐进的训练过程。　　
　　正是经过了这样近于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练习者既能熟练地掌握所学的套路，又能明了其用法，还能将各种技击方法自如地运用于实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练习者较全面地掌握武术技术。这就是前人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完整训练体系。这个体系也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认识论思想。

1、　武术是中国崔璨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它具有技术上的特点和文化特征上的民族特点,前者使得以区别于其它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及诸如戏剧、舞蹈等其它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则使其它得以区别于其它国家的武技。我们现在把武术的概念表述为：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的,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个概念充分地表明了武术的技击特点和民族特点,建国前,以及目前在港澳地区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人们把武术称之为国术,简单地解释其意即中国的技击术,显而易见在此强调的是它的民族特点；而我们称之为武术,强调的则是它的技击特点。本文拟以武术的技击特点为起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进行讨论。　　
　　其实从发展史的角度看，许多现代体育项目都和古代的军事格斗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大部分体育项目都失去了它的技击特点，或失去了它的技击价值。为什么武术作为一种技术具有攻防技击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至今仍如此完整地、系统地保存着攻击特点，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涉及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发展过程的学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略作探讨。　　
　　中国传统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即有别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这表现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知行合一”。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在本质上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已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所谓‘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乃为学’之理想境界”[1]。他又说：“中国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态度，叫‘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一致”[2]。严北溟先生也说：“在认识论，特别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古代哲学家一般主张知行统一，即知即行，即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3]。所以中国古代应用科学相当发达，天文、数学、医学、农学、兵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史学的发展也以“资治”为目的，以古鉴今，从历代的治乱兴亡中取行借鉴。这都是和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的认识论的思想一致的。所以“学以致用”成了人们学习的目的和信条。　　
　　这种重视实践，知行合一的思想，体现到武术中则表现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强调要切合实用，突出它的实用性，突出它的技击特点，处处表现出一种对技击性‘不离乎日用’的追求。反对不切合实用的“满片花草”（戚继光语）。实战是人们运用技击技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说将实战中的技击技术进行筛选、加工、提高，然后再用于实战，是古代武术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正是这条基本线索直接影响到武术传统技术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思想不仅在古代对武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即使有武术的理论、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并有指导意义。　　

　　2、　武术在其流传、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套路练习和对抗练习这样两种运动形式，以及围绕这两种运动形式而存在的许多功法。　　

　　套路练习是中国武术特有的一种运动形式。若仅就技术而论，它是为适应传授、记忆和训练而产生和存在的。这是将一些武术动作按一定的顺序编排来进行演练的运动形式。对抗性练习则是二人按照一定的规则，灵活地运用各种技击方法进行直接身体对抗的运动形式，以及围绕它们而存在的许多功法，共同构成了武术的完整技术体系。　　
　　我们认为在古代武术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用于技击。在二人进行攻防实战时，总是把一些单个的，或几个连续的攻防动作加以组合，并依据对方攻防的具体情况，掌握时机，灵活地使用相应的方法，所以动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顺序，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平日的训练中，除可进行一些单势、组合动作或功法的练习外，还可以把这些单个的，或组合的攻防动作加以串连，使之首尾相接，按一定顺序编排起来进行练习。为了使动作更好地相互衔接，中间可能还穿插一些不具有特定攻防意义的动作，这样就构成了武术套路。武术套路虽然是按一定的动作顺序进行演练的，练习者不可能将其完整的、或大段的动作直接用于实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武术套路练习仅是一些攻防技术艺术性的再现，仅是一些“花拳秀腿”的简单组合，仅是一种单纯的健身手段和表演的活动形式；并进而认为武术套路练习不再具有攻防技击特点，或者说其动作仅具有象征性的攻防技击含意。因为从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看，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本来就是相互补充，同为武术完整技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认为，若仅从技术上讲，武术套路是为了便于记忆、传授和训练而产生的，训练的目的在于实用，训练的成果必用于实战，二者融为一体。所以说套路训练是攻防对抗训练的基础，也是攻防技术提高的过程和手段。对抗性练习则是直接进行攻防能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的积累，是检验在套路训练中所获得的各种技能运用于实际对抗时水平高低的手段。如若不然，武术套路在古代就失去了存在的最基本的依据，也就不会经久不衰地流传至今。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把这个问题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思想联系起来，从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以知行合一为其哲学重要特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的民族文化群中，会有一种以人求生自卫所需要的技术为内容的文化形式，是完全脱离实际，不切合实用的呢？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决定武术套路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攻防技击价值，这是勿庸置疑的。否则武术套路或在历史上不能产生，或在流传的过程中早已被淘汰。　　
　　武术套路产生的年代虽然很久远，但在史料中多是零散的记载。而在明代有关武术的典籍中，我们仍可见到一些关于武术套路较为完整的资料。程宗猷在其著作《耕余剩技·单刀法选》中有一段关于套路和实用技击技术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为醒目，现抄录一下：　　
　　以前刀法，着着皆是临敌实用，苟不以成路刀势。习演精熟，则持刀运用，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虽云着着实用，犹恐临敌掣肘。故总列成路刀法一图。而前图诸势，备载在中，又续刀势十二图于后，以便习演者观览。第习演之刀，当用重长者，使临敌用带弩之刀，则　快轻利矣，然全路势多，倘力微者执重刀，难以路舞终局，当听用者力之长短，分为两节三节习演，苟定格可也。　　
　　我们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首先，程氏是将“着着皆是临敌实用”　的刀法“总列成路刀势”。也就是将实战中使用的单个的刀法前后串连起来，构成完整的一套，创编成刀术套路，按“路”演练。其次，程氏之所以要创编这种刀术套路，是因为仅练“不以成路刀势”的散势，虽然也能“习演精熟”，且能“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但实战时总难免觉得“掣肘”。也就是说仅练散势，训练效果并不很理想，所以为了提高训练效果，有必要创编刀术套路，为此程氏才“总列成路刀法”。其三，在进行这种刀术套路训练时，由于练习者的体力和技术有一定的差异，部分人不能一次完成全套，所以，可以“听用者力之长短，分为两节三节习演”。即为提高训练效果，保证完成动作的质量，可根据练习者的情况进行分段练习。其四，经过这样的套路训练，特别是在日常训练时又使用“重长”“之刀”，必然体力渐增，技术精进，临敌实战时又使用作战带弩时所佩用的轻刀，必然“　快轻利矣“。总之，程宗猷以上论述的基本思想就是将散势编成套路进行训练，提高了实战的能力，最后还须以散势的形式运用于实战。可见程氏所创编的刀术套路的动作都是从实战中来，通过训练再用于实战。这不仅说明了套路和实战的关系，还说明了套路练习的技击价值。　
　　程宗猷在《耕余剩技》中对棍术、刀术、枪术的技术多以套路的形式加以记载，他将各种技术“精思悟会，更为阐发，图绘成帙，各缀以诀，向谓秘莫问者，按阅如指掌”[4]。他的记述都非常详尽，有图形式、说明、歌诀，还有路线图，如果我们按图索骥，几乎可以将这些套路还原出来。而他的整个记述，无一不是以实用为基本目的的，这是该书的基本内容，舍此该书就无从立论，舍此该书所记的各种套路也就难于存在了。程宗猷所创编的套路是实战中技击方法的筛选、串连和提高，并且他所记述的套路和相关的论述都具有理论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前面所抄录的那段论述是知行合一认识论的反映。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也有一段大家所熟悉的论述，他说：“故择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势，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窥者谓之神”[5]。这也说明了套路和实用技术的关系。“势势相承”者，就是套路，而“遇敌制胜，变化无穷”者，就是将套路拆散为富于变化的实战动作，用于“制胜”。在戚继光看来套路离不开实用，而实用也需要用套路来训练。　　
　　明清之际的吴殳所著的《手臂录》是又一本关于武术的重要典籍。在书中吴殳记述了他的老师石电与人交手时“意思安闲，如不欲战。俄焉，枪注人喉，不敢动而罢”[6]，表现出一种“名士风流”。而习武只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才能称得上“微乎微乎，进于道矣”[7]，可谓“广大高明”了。虽如此，吴殳仍强调“枪亦重临阵有用者，习时稍容情，即临阵无用矣[8]。在他看来，日常训练的目的不仅在于游场上和人比武，以呈”名士风流“，还须能用于”临阵“实战。吴殳本人之所以习武，是因为“少时见中原多事，倘得见用，必与兵事”[9]。而“不能杀中原流贼者，吾不学也”[10]。石电本人后来也”遽死王事“[11]。可见再“广大高明”也须“不离乎日用”，这也正是《手臂录》立论的出发点。　　
　　在古代，武术的技击作用决定了它的技击特点，并由此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包含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的技术体系。这是以知行合一为其哲学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必然现象。今天，我们表述武术概念时仍然说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的，说明我们承认并接受了武术的技击特点，和它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技术体系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成了今天我们讨论许多有关武术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　　
　　
　　3、武术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训练体系。　　

　　它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一系列逐步深入，切合实用的训练过程。一般由学习基本功和基本动作开始，然后通过单人套路练习，学习和掌握各种技击方法的做法和力法，继而对每个技击动作进行剖析讲解，并进行双人按固定动作往复攻防的练习，以了解技击方法的用法，再逐步过渡到进行对抗性练习和实战。这个训练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形式上注重程式的特点，同时还体现了中国人在认识论上注重知行合一的特点。在此我们先以拳术为例加以说明。　　
　　早在宋代就已有了把武术套路称为“套子”的记载。中国的武术家常把武术拳术的套路称之为“拳套”，而把拳术的实用性单势练习和对抗性练习称之为“散手”。二者的关系是将动作前后衔接，按一定顺序编排，串连在一起进行练习，即是套路，它是一种更为程式化的运动形式。若将套路中的动作分解为一个一个的散势，即是散手。“套”和“散”这两个字是对立统一的，离开了“套”也就无所谓“散”，离开了“散”也就无所谓“套”，二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武术技术体系的构成。中国武术的传统训练往往以基本功为基础，先学套路，待熟练后老师就会逐步讲解每个技击方法的攻法、防法以及各种变化，这样就把套路拆散为散势，这个过程称之为“拆手”。但仅进行这种讲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离能在实战中使用这些方法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习者还须将已学过的动作进行二人按固定的动作反复进行攻防练习，因为常是以一人练习为主，另一人按一定的要求帮助其练习，二人如一递一接，故称之为“递手”，又称之为“喂手”。我们可以说现在常用的武术对练套路是由这种递手练习发展而成的，只是内容更为复杂，动作更富于变化。在递手的基础上再逐步过渡到随意使用方法的对抗性练习，以进一步提高练习者攻防实战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决非仅有。明代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所记述的训练士卒的过程和方法，是武术训练体系实施的很好例证。戚继光说：“长枪，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学手法；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须两枪对较，一照批迎切磋，绷挤、着拿、大小门圈穿，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遍不失，字字对得过，乃成武艺。后方可随意就敌，因敌制胜”[12]。他又说：“比枪：先单枪试其手法、步法、身法，进退之法，复二枪对试、真正交锋”[13]。其中“单人用之”、“单枪”，是基本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手法、步法、身法等基本方法。“按一字对戳一枪，每字经过万遍不失”，则是二人按固定动作进行喂手训练。《纪效新书》中所载的六合枪法就是以套路的形式出现的。然后二枪对试，真正交锋则是随意使用方法对抗练习。　　
　　程宗猷在《耕余剩技·长枪法选》中也记述了二人按固定动作进行攻防练习的套路“六合枪”法，其中明确指出：“‘你搭我圈外，圈里扎你’云云，以‘你’字乃递枪人也，以‘我’字是习枪人也”。一人习，一人递，二人往还。这是前人进行递手练习的又一实例。　　
　　近人也多有这方面的论述，如李凌霄说：“俾学者不仅得舞剑之姿势，并能明其用法；按图索骥，逐步推敲，练习既熟，再从中求其变化，期年可以有成“[14]。说明要求习者不仅会动作，并要“明其用法”，然后再“求其变化”。又黄元秀说：“初级个人单练习，二级对套子，三级活步对剑，四级二人对练散剑”[15]。从初级到高级，从单练到“对套子”，直到“散剑”，训练过程很清楚。这些论述都具体地说明了武术训练体系的渐进的训练过程。　　
　　正是经过了这样近于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练习者既能熟练地掌握所学的套路，又能明了其用法，还能将各种技击方法自如地运用于实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练习者较全面地掌握武术技术。这就是前人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完整训练体系。这个体系也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认识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