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陈春

    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一九○○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

    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一八九九年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负责在第三营中组建华人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都“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

英国人的创举：设立华勇营

    设立华勇营建制，是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创举。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一大难题。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一八九九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一八九九年三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一八九九年的九月和十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
   
   
   
    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中的“廉洁”，在当时普遍实行低饷、并且 “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亦效仿洋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皆以为这是袁的北洋军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到一九○○年五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三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感叹道：“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职业雇佣军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一九○二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一九○○年三月｜十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表现“卓越”，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一九○一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华勇营成军后，最早的军事行动便是镇压威海卫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卫引发当地民众激烈反弹，冲突不断。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华勇营首次出击，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而此次集会的情报，就是由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

    随后，英国勘测划界队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华勇营奉命出击，在五月五日、六日报信村和垛顶山的冲突中，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共打死二十九人。

    当时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名当地农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它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据巴恩斯回忆，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

    第四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第七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此类证明华勇营“忠诚”与“勇敢”的事例，充斥着巴恩斯的回忆录。对此，巴恩斯的骄傲之感溢于言表：“华勇营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卫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 威海卫英国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五月五日、六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华勇营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镇压同胞的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军请求救援，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水兵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敌对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

参加八国联军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期许。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华勇营一九二名士兵和十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三八二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一九○○｜一九○一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London: 1903）中，充斥着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六月二十四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两个连共四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

    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六月二十七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十二吋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数据没有明确记载其是否与德军的华勇连在此有遭遇。

    七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

    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七月九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一千名日军、九五○名英军、四百名俄军和两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事后，英军司令对于华勇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每日画报》（The Daily Graphic）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报导，但把功劳都归于那些中途放弃的印度兵，令华勇营的英军军官们耿耿于怀。

    七月十四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巴恩斯语）。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征集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巴恩斯很得意地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它“洋鬼子”提供服务。不过，巴恩斯也承认其中一些百姓是要“施加点温柔的压力”才加入的。

    八月四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八月十五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

    八月二十八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驻防京畿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Ho-hsi-wu），华勇营英军军官巴恩斯负责统一指挥联军各部队，其中一三四名英军中，就有七十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巴恩斯有意识地发挥华勇营的特性，大抓“军民共建”，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它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恢复。

    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是，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并不讳言，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视若禁脔，不容其它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埋单。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在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按照巴恩斯的说法，其道歉态度诚恳得让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十多英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烂在地里，巴恩斯只好自嘲说：好在这些没收割的高粱地能继续成为当地妇女躲避俄军的最好隐蔽所。

    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八月的一天，华勇营一部从水路行进换防时，一名中国士兵失足落水，当时已是深夜，且水流十分湍急，英军军官惠泰克（Whittaker）冒险跳下水去，救起了这名士兵。事后，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协会（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铜质奖章（该会第三一一九五号事例）。皇家人道协会是一家官方慈善机构，专门表彰奖励英帝国内拯救他人生命的见义勇为者，至今仍活跃在包括澳洲在内的英联邦国家。

推翻西方的偏见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一九○二年又挑选了十二名官兵到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一九○○年九月一日，英国人在上海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字林西报》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像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它对华勇营的评价，已经上升到了对英国殖民政策及中国民族进行评价的层面，并视华勇营为英国殖民政策成功的典范例证。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不仅是奋战在英国旗帜下的华勇营，即令被华勇营所镇压的、被西方普遍视为恶魔的义和团，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崭新的一面。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牧师罗兰?亚伦（Roland Allen）在其《北京使馆被围记》（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 London: 1901）中，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热情大为感慨，他认为这种热情“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与英军威海卫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的《宽箭报》（The Broad Arrow），将英、德同在山东半岛组建的这两支雇佣军的反差巨大的表现做了对比后，认为保守、僵化、不够独立的德国人在民族性方面不如英国人，这证明了“英国教育体系”的胜利，并且否定了德国人比英国更注重责任的说法。一九○一年一月十二日《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一九○一年七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则说，英军华勇营的成功证明英国人在训练殖民军方面的能力是独特的。

    一九○○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五十六名步兵和十二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茫茫史海中。

    一九○二年，英日缔结同盟条约，英国得以将军事力量更集中于西方，加上不少议员对威海卫卫华勇营年耗鉅资不满，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予以裁撤。华勇营的解散，并非如中国大陆一些历史研究者所言是由于逃兵严重，而是出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殖民战略的调整。

一九○六年六月，华勇营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转往南非、香港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加入香港警队的华勇营士兵，其警员号码均以英文字母D开始，被通称为“山东汉”。

    随后，华勇营的历史也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销声匿迹了许久，虽然在遥远的英国，其军史上还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至今，威海卫还存有当年华勇营的旧址，古老的欧式建筑在诉说着这段复杂的历史……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陈春

    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一九○○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

    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一八九九年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负责在第三营中组建华人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都“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

英国人的创举：设立华勇营

    设立华勇营建制，是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创举。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一大难题。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一八九九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一八九九年三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一八九九年的九月和十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
   
   
   
    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中的“廉洁”，在当时普遍实行低饷、并且 “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亦效仿洋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皆以为这是袁的北洋军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到一九○○年五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三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感叹道：“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职业雇佣军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一九○二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一九○○年三月｜十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表现“卓越”，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一九○一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华勇营成军后，最早的军事行动便是镇压威海卫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卫引发当地民众激烈反弹，冲突不断。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华勇营首次出击，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而此次集会的情报，就是由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

    随后，英国勘测划界队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华勇营奉命出击，在五月五日、六日报信村和垛顶山的冲突中，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共打死二十九人。

    当时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名当地农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它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据巴恩斯回忆，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

    第四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第七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此类证明华勇营“忠诚”与“勇敢”的事例，充斥着巴恩斯的回忆录。对此，巴恩斯的骄傲之感溢于言表：“华勇营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卫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 威海卫英国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五月五日、六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华勇营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镇压同胞的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军请求救援，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水兵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敌对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

参加八国联军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期许。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华勇营一九二名士兵和十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三八二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一九○○｜一九○一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London: 1903）中，充斥着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六月二十四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两个连共四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

    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六月二十七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十二吋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数据没有明确记载其是否与德军的华勇连在此有遭遇。

    七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

    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七月九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一千名日军、九五○名英军、四百名俄军和两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事后，英军司令对于华勇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每日画报》（The Daily Graphic）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报导，但把功劳都归于那些中途放弃的印度兵，令华勇营的英军军官们耿耿于怀。

    七月十四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巴恩斯语）。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征集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巴恩斯很得意地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它“洋鬼子”提供服务。不过，巴恩斯也承认其中一些百姓是要“施加点温柔的压力”才加入的。

    八月四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八月十五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

    八月二十八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驻防京畿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Ho-hsi-wu），华勇营英军军官巴恩斯负责统一指挥联军各部队，其中一三四名英军中，就有七十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巴恩斯有意识地发挥华勇营的特性，大抓“军民共建”，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它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恢复。

    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是，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并不讳言，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视若禁脔，不容其它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埋单。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在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按照巴恩斯的说法，其道歉态度诚恳得让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十多英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烂在地里，巴恩斯只好自嘲说：好在这些没收割的高粱地能继续成为当地妇女躲避俄军的最好隐蔽所。

    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八月的一天，华勇营一部从水路行进换防时，一名中国士兵失足落水，当时已是深夜，且水流十分湍急，英军军官惠泰克（Whittaker）冒险跳下水去，救起了这名士兵。事后，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协会（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铜质奖章（该会第三一一九五号事例）。皇家人道协会是一家官方慈善机构，专门表彰奖励英帝国内拯救他人生命的见义勇为者，至今仍活跃在包括澳洲在内的英联邦国家。

推翻西方的偏见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一九○二年又挑选了十二名官兵到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一九○○年九月一日，英国人在上海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字林西报》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像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它对华勇营的评价，已经上升到了对英国殖民政策及中国民族进行评价的层面，并视华勇营为英国殖民政策成功的典范例证。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不仅是奋战在英国旗帜下的华勇营，即令被华勇营所镇压的、被西方普遍视为恶魔的义和团，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崭新的一面。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牧师罗兰?亚伦（Roland Allen）在其《北京使馆被围记》（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 London: 1901）中，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热情大为感慨，他认为这种热情“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与英军威海卫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的《宽箭报》（The Broad Arrow），将英、德同在山东半岛组建的这两支雇佣军的反差巨大的表现做了对比后，认为保守、僵化、不够独立的德国人在民族性方面不如英国人，这证明了“英国教育体系”的胜利，并且否定了德国人比英国更注重责任的说法。一九○一年一月十二日《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一九○一年七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则说，英军华勇营的成功证明英国人在训练殖民军方面的能力是独特的。

    一九○○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五十六名步兵和十二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茫茫史海中。

    一九○二年，英日缔结同盟条约，英国得以将军事力量更集中于西方，加上不少议员对威海卫卫华勇营年耗鉅资不满，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予以裁撤。华勇营的解散，并非如中国大陆一些历史研究者所言是由于逃兵严重，而是出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殖民战略的调整。

一九○六年六月，华勇营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转往南非、香港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加入香港警队的华勇营士兵，其警员号码均以英文字母D开始，被通称为“山东汉”。

    随后，华勇营的历史也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销声匿迹了许久，虽然在遥远的英国，其军史上还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至今，威海卫还存有当年华勇营的旧址，古老的欧式建筑在诉说着这段复杂的历史……